我的小学老师

每年教师节，我会给小学老师打个电话。今年想起来的时候已经10点34分了，估计老师都睡了，想了想还是拨了电话。每年都盼着那几个电话，如果今年没有如期收到也许还在盼呢。朱老师都60多岁了的人了，退休好久了，丈夫我们叫大伯伯，也去年过世了。一年到头应该都是清静的晚上，但今天是她的节日，她一定没有睡。

果然，我在办公室用电话卡拨通她家的电话--她家的电话那么多年来一直没有变，成为唯一几个我不用看电话本就能拨的电话号码了。朱老师一听就听出我的声音，她说知道一定是我。我压低嗓门祝她节日快乐。她很高兴，说很想念在在，说在在是她见过最乖的孩子。今年4月底5月份回国的时候，我带阿在去看她，她是那么高兴那么喜欢阿在。我们一起吃了午饭，在她家呆了一天，可惜后来阿在水土不服开始了，上吐下泻我们只能早退了。

朱老师也是个又幸福又可怜的人。有个里外一把抓处处为她操心，家务做饭都很利索，脾气也好的极品上海老公。一心扑在学生身上的她在事业上算是很成功的，很多奖状，劳模，有一大把桃李满天下的学生。有一双可人的儿女。可惜，老天总要艳羡那些幸福的家庭。她儿子在考医学研究生的时候，突然心脏猝死。睡着睡着，就有奇怪的鼾声，朱老师和大伯伯还以为他复习累了，结果第二天发现送医院已经晚了。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。大家都说，还好，她还有个女儿，还有那么好的丈夫。大姐姐（她的女儿）记忆中也是温顺的，乖巧的，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。但她可能长期在朱老师或多或少的“重男轻女”的思想压抑之下，在弟弟去世后越来越严重的爆发出来。她对自己的父母并不算太孝，后来结婚后，接触不同层次的朋友，就愈演愈烈，直到她爸爸得病严重后，更是向钱看，要遗产，要房子，让朱老师的痛苦雪上加霜。现在一个人，我想她大风大浪都挺过了，心境应该趋于更加平和，早上跟许多老太太一样锻炼一下，回家练练钢琴。要说着钢琴，是朱老师爱好。当年朱老师在师资力量缺乏的情况下，一个人又教语文，又教美术，又教音乐，还教我们合唱曲目排练班级节目，当然学校最早还没有钢琴，她弹的是老式的风琴。后来退休了，退休工资还不错，老两口就买了钢琴，找了钢琴老师，还报了老年大学。但后来大伯伯生病后，高昂的医药费，让退休的老两口也受不了了，到最后维持生命的营养针要500元一支。朱老师也算是文化人，女儿那里根本不管，跟人要钱也开不了口，就盘算着卖钢琴。可大伯伯知道了就是不让，她说这是给朱老师做伴儿的，死活不肯卖。

大伯伯走的时候，朱老师都不会自己买菜，不会自己做饭菜，一切从头开始学。大伯伯说，老天再能给我2年时间就好，我手把手的教会你，我走了，你怎么办，怎么办啊。朱老师说这是她的幸福也是她的悲哀。